Tsungyi 一家的生活記事

老闆當初希望我針對這本書寫一篇譯者序，由於主題我不是很熟（翻完之後至少我可以說我對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瞭解程度大概比台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還要多了），所以只是很簡單談一下我對這本書的看法。別人的書裡不應該談到自己私人的感謝，所以對YY的感謝就留在這邊，謝謝她的鼓勵接下這份工作，婚禮之前我正在忙著完稿，YY處理了所有的婚禮鎖事，沒有她的幫忙我會更辛苦。底下是書裡的譯者序。






身處學術象牙塔，有時候會發現自己離那套宰制我們生活的教育制度相當遙遠。「它」和我們關係密切，但對「它」卻是如此的陌生。

台灣的教育在過去十幾年經歷了許多變化，主要轉折始於1994年行政院決心推動教改並找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整個民間社會對此充滿高度的期待。當時教育體制受到國家過度的管制被視為是台灣教育無法與時俱進的主要禍首。一個走向民主化的社會，要求一套多元教育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於是「鬆綁」就成為主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當時教改「鬆綁」的理想把目標指向壓抑學生思考的「現代科舉」，指出聯考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希望擴張高等教育來降低學生的升學壓力；也把對象指向國家在戒嚴體制下對教育的壓迫，教科書必須擺脫一元的意識型態，引進市場來活絡教科書的編寫；另外，也強調教育本身不再只是為了達成某些目的的工具，所以提出終身學習的美意。教改開啟了各種入學管道、師資培育、教科書、學習機會等教育體制規範的鬆綁，在一個初嚐民主的國家的社會裡，沒有什麼比「去管制」還要能獲得更多民眾的認同。但歷經教改十五年歲月之後，回顧這份《諮議報告書》，改革的「良善」依舊，但是對台灣教育體系問題的批判顯然並沒有「鬆綁」。

教改所引起的爭議持續發酵，「人人可以唸大學」已經不是夢，但隨之而來的「XX（低）分唸大學」卻成為台灣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惡夢」。有心的讀者只要在搜尋引擎打上「教改」兩字，就會看到數不盡的撻伐之聲還有對教改的失望。而批判的對象大多針對主導教改的政府與當初提倡教改理念的學者以及替此政策背書的名人。為何一個意圖良善的建言或制度改革的方向，到頭來會成為許多人痛批的惡制？與其歸咎教改的成敗，不如仿效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或許可以開啟另類的思辯空間，想想「台灣的教育制度為什麼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不是單向的意志所能主導，即便是擁有強大國家能力的霸權也必須在主導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面對社會各股力量的挑戰，進而隨時調整自身的策略，與社會密切相關的教育制度的變遷更是如此。本書即是以新加坡及香港戰後二十年的歷史個案，將原本看似國家單方向宰制社會的教育問題細緻化，建立起國家與社會在教育問題上的動態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作者如何從很繁瑣的歷史資料中劃定各個行動者在學校政治中所處的位置，分析每一個行動者的目標與手段，並用豐富的證據來支撐這些論證。作者指出掌握權力的霸權想要透過教育完成他所希冀的國家形構計畫但實際落實教育的在地行動者會從中見縫插針，找到教育自主發展的空間。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華文教育就在國家的重組與吸納及社會的抵抗和妥協過程中形成今日的風貌。

從作者所提供的香港與新加坡的歷史經驗再回過頭來想想台灣，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對於我們找尋台灣教育制度變遷的源頭具有相當的啟發性。我們不能簡單的預設現今教育制度是國家權力展現的霸權效應，教育或許是國家公眾服務的一環，但是所牽扯的行動者絕對是複雜多樣，唯有釐清各個行動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瞭解國家、社會與教育三者之間的力量在整個教育制度變遷中所產生的作用。從此反思台灣教改的經驗，才有可能具體明確的認清教育體制變遷的根本問題，也方能從中為改革下一步發展找到出路與契機。

翻譯這樣一本兼具豐富的歷史素材與專業學術理論意涵的書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教育社會學並非譯者的專長，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歷史對我而言更是陌生，面對一個個生澀的學術專有名詞與未曾知曉的歷史事件常常讓我在鍵盤前躊躇許久。很慶幸的是我們活在一個網路時代，廣大歷史資料不再躲在陰暗的圖書館角落。更慶幸的是，本書作者黃庭康教授自己也熟悉中文，他親自替我指出了許多誤讀（譯）之處，也親自校訂了生硬的譯稿。我要感謝他的信任，他給我很多彈性與空間做這件很愉悅的工作。

來到歐洲之後比較沒那麼忙碌，可以靜下心來把之前答應的工作完成。從去年就開始翻的《比較霸權》總算趕在年底的台灣社會學年會出版，作者老闆很開心的寫email說要把書寄到義大利給我看，這樣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了。這個工程大概從去年的六月份開始，一直到今年的八月底我才把所有的「粗稿」交給老闆，讓他帶到英國校訂，害我覺得很不好意思。